女性与疯癫|影响女性主义治疗的三个文本
戴辰忱 译
一、女性与疯癫：在治疗室里谈父权
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受训成为心理学研究者的切斯利，为了抗议她所知的女性在心理治疗中不公平，甚至不人道的遭遇，写下了《女性与疯癫》一书。
她在个人回忆录中（Chesler，1995）描述道，在从 1969 年美国心理学会会议返家的途中，她目睹了一场女性主义抗议游行，于是迫切地想利用自己研究者的身份，以实证的方式记录心理治疗对女性的压迫。
她利用女性主义早期的分析手段，记录了问题百出的社会性别关系是如何在心理治疗关系中重演的。她极力主张，性别歧视及社会压迫在心理治疗中的再现，是女性在一个她们理应得到抚慰的地方再次被伤害的罪魁祸首。
切斯利的意见在一个特定的专业及历史语境下产生。在她写作的那个时代，大部分有博士文凭的心理治疗师都是男性，且如格斯里（Guthrie，1976）所说，他们大多是欧裔美国人。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大部分的心理治疗从业者要么受过当时美国正统精神分析训练，要么是某些人本主义心理治疗的支持者。
前者（精神分析理论）在其理论解释上隐晦地贬低了女性（Bernardez，1995；Luepnitz，1988），后者（人本主义疗法）虽然对女性的经历持开放与接纳的态度，却常常缺少防止心理治疗师和来访者产生性接触的界限，并在鼓吹自我实现的同时持续地强化钳制女性的社会规范。
在那个时代，刚刚出现的家庭治疗也同样充满了深深的性别歧视，并将家庭中的许多弊病归咎于女性， 尤其是母亲（Hare-Mustin，1978），却忘了质疑母亲这一身份是如何被社会建构起来的。
当时与今日一样，大部分寻求私人心理治疗的都是女性。这些女性常常难以想通两方面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是追求自己的目标、欲望与兴趣；一方面是社会要求这些受过教育的欧裔美国中产阶级女性成为无收入的家庭主妇及全职母亲。
当非白人女性寻求心理治疗时——当时和现在一样少见——迎接她们的常常是用来麻痹她们的药物，而对她们痛苦的理解亦充满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Bernardez，1995；Greene，1986；Morris & Espin，1995）。
切斯利写道，在这种男性权威与女性痛苦的结构下，仅仅是因为期许从事专业工作，不愿全职养育子女， 或以其他某种方式违反性别规范对她们时间的安排，女性就常常被视为严重精神失常。
她认为，在治疗中——和在治疗外的生活中一样——一位女性被定义成男性心理治疗师的妻子或是女儿，而男性治疗师则承担了与之互补的丈夫或是父亲的角色。切斯利是第一位记录发生在治疗中的性侵犯的作者，她还将此种性侵犯及其产生的影响与其他形式的性侵犯相比较。而在此之前，对治疗中性侵犯的记录都遭到了否认或被轻描淡写。
在 21世纪的今天，心理治疗师都将“禁止与来访者产生性接触”视作理所当然，而当时切斯利的记述发生在一个有些著名心理治疗师，甚至是某派人本主义疗法创始人公开炫耀自己与来访者的性关系的时代。
在那时，女性对她们所遭遇的任何形式的性侵犯的举报，都被视作性幻想的产物而被例行忽视。而女性产生性幻想则被认为是自身性需求遭到压抑所致，或是被归咎于所谓的女性放荡。格式塔疗法的一位创始人在一本自传中详细记录了这样的事例 （Perls，1969）。
切斯利的作品不仅具有革命性，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她愿意站出来揭露常规的心理治疗因其对压迫的重演而损害女性的利益，这一观点本身对她的很多读者来说起到了意识觉醒的作用。这印证了她们在心理治疗中的遭遇，帮助她们培养出女性主义意识：她们不是唯一遭受苦难的人，更不是问题的根源。
她对心理治疗未来发展（不损害女性利益并助益于女性主义社会变革）的远见亦为女性主义疗法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四十多年后，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二、孩子、厨房、教会即科学法则：心理科学中的厌女症
女性主义疗法的第二部奠基文本由一位心理学家在明确的女性主义语境下所写，它就是内奥米·韦斯坦因的《孩子、厨房、教会即科学法则：心理学构建女性》（Weisstein，1968）。
20 世纪 60 年代，韦斯坦因在哈佛受训成为一位比较和生理心理学家，她的博士研究课题是大脑中的平行记忆。她在一个充满了极端性别歧视的环境下完成了博士学业，她的学校甚至不允许她进入图书馆及实验室等（Lemisch & Weisstein，1997）。
韦斯坦因不仅是一位心理学家外，还是一位女性主义社区活动家和摇滚音乐家。韦斯坦因的文章自 1968 年发表到其最终被收录在女性主义选集《姐妹情谊即力量》（Morgan，1970），中间经过了多次重述，成了心理科学领域内初现的女性主义之声。
她批判了当时心理科学及临床实践领域对女性机能的臆断，这些无处不在的臆断在当时被视为理所应当。她还利用心理科学研究工具与方法揭露了领域内的性别歧视和厌女倾向。她的文章标题极具挑衅意味，因为这一德语短语（即 Kinder，Kuche，Kirche）摘自纳粹对女性角色的诠释。
韦斯坦因以此强烈抨击了心理科学，即心理科学对女性的“关心”方式并不比最具压迫性的法西斯主义更文明。韦斯坦因写道，关于女性行为的评论不断产生，然而实际上鲜有实验招募女性被试。
虽然这种现象的荒谬性对 21 世纪的读者来说不言而喻，但这种科学上的空白在当时却得到了广泛接受。韦斯坦因对心理科学文献的分析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缺陷。她有技巧地分析了心理科学内几个领域的研究，证明了实验被试都例行地只包括男性（而他们几乎总是欧裔美国大学学生，想必也是异性恋），而实验结果却被推广到了女性身上。
这种没有实证支持的推广竟然也没有遭到发表该实验的期刊编辑的反对。这种关注历史女性而又排除女性作为数据来源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了心理科学的今天。
韦斯坦因指出，科学家对女性行为的理解常常依据非人类动物研究结果来进行推测或比较。她的批判预示了近年来女性主义对进化心理学关于女性及性别研究的批判。
进化心理学将性别化的行为定义成固定不变的（Contralto，2002），该观点与当时被韦斯坦因批评过的如出一辙。近年来的一些评论员例如灵长类动物学家莎拉·布莱弗·赫迪（Hrdy，1990），批判了动物行为学及人类学领域内的性别歧视现象。她证实了非人类动物研究文献本身对雌性动物行为的解释就充斥着性别歧视，推广到人类女性身上的结论就更加似是而非了。
例如，如果雌性大鼠本能地进行某些行为，在经过戴着性别歧视眼镜的男性科学家解读之后，他认为人类女性也应该有类似的本能行为，而没有展现出类似行为的女性，就被认为在事实层面上罹患疾病了。
韦斯坦因还同时瞄准了精神分析对女性的概念化阐述。虽然精神分析一开始通过认可女性作为性实体的身份而成为一个解放女性的理论，但受到性别歧视文化污染的美国正统精神分析理论逐渐成了该文化的帮凶。
海伦·多伊奇著有《女性心理学》 （Deutsch，1944）一书，在该书中她认为女性天生被动且具有自虐倾向。在20 世纪中叶之前，此书是许多心理治疗师了解女性的权威资料。
卡伦·霍尼（Karen Horney，1967）依据自己的早期观察得出观点：阴茎嫉妒的概念也许仅仅反映了一个成年男性“儿童”以自我为中心的冥思，他是如此地依恋他的阴茎以致他无法想象那些没有阴茎的人是不会嫉妒他的。
韦斯坦因——也许是在回应霍尼的观点——批判了当时盛行的精神分析对女性的概念化阐述。这种概念化阐述认为女性道德水平低下，有很强的依赖性，且不如成年男性成熟。韦斯坦因指出这种为多数心理治疗所采纳的臆断并未得到任何实证研究支持。
尽管如今这种关于女性的断言看起来很离谱，韦斯坦因的文章提醒我们，在 1968 年及之后的许多年里，这就是几乎所有心理治疗从业者所信奉的传统智慧。韦斯坦因的文章成了女性主义心理科学的基石，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发展心理学家及其他心理学研究者迎接了她的挑战，收集到了关于女性实际身体机能的实证数据。
她的文章同时也预示了女性主义心理学最后一个奠基文本的内容。这最后一个文本于 1970 年 1 月发表在《咨询问题与临床心理学》期刊上。
三、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与心理健康的临床判断：科学支撑政治
最后一个奠基文本由布洛曼、布洛曼、克莱克森、罗森克兰茨及沃格尔（Broverman，Broverman，Clarkson，Rosenkrantz，& Vogel，1970）这几位临床心理学家所著，它记录了一项实验研究的结果。在这项研究中，几位心理学家招募了来自各个心理健康领域的、有经验的女性及男性心理治疗师。
这些治疗师需要在一个0到100分的连续尺度上对三种人进行描述，而用于描述这三种人的是 102 个对立的形容词（例如“能良好地应对危机”和“无法良好地应对危机”）。
而这三种被用来描述的人分别是心理健康的成年男性、心理健康的成年女性以及心理健康的成年人，它们以随机的顺序呈现。
这些作者的研究发现为切斯利和韦斯坦因的批判性言论提供了早期的实证支持，并证实了参与意识觉醒小组的女性心理学家的现实经历。心理健康的成年男性与心理健康的成年人本质上是同样的构念，且这两种构念所代表的都是被社会高度认可的人。
而心理健康的成年女性则显著地区别于心理健康的成年男性，更重要的是区别于心理健康的成年人。该构念（即心理健康的成年女性）的社会认可度显著降低。
女性，即使不是那些已经被诊断为患有心理障碍的而是机能良好的被视为典范的女性，也被以不同于男性的标准来衡量。心理健康的成年女性实际上并不被视为一个成年人。在当时的心理治疗师眼中，她是一个残缺的、其特质不被社会所认可的个体。
（内容摘自《女性主义疗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点击原文链接购买）
作者简介：劳拉·S.布朗
临床心理学博士，APA第10分会学员。任教于南伊利诺伊大学、华盛顿大学。她的著作主要以女性主义理论和创伤治疗为主，她曾获得全国女性协会颁发的“优秀出版物奖”、APA颁发的“优秀公共服务贡献奖”。
译者简介：戴辰忱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取得心理学学士学位，目前是理海大学心理咨询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在天普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此前，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社区精神健康门诊及日间住院机构实习，咨询取向以依恋理论及女性主义疗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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